李慈铭。
近来，近代人物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，凤凰出版社推出的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”，中华书局推出的“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”等，都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我们喜欢读日记，是因为这种比较私密的文献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私人记忆。我们钦佩日记的整理者，是因为日记的整理有其特殊的难度。目前，我正在研读《王闿运日记》，有机会，很想通读晚清四大日记（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、《翁同龢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），了解作者，了解那个时代，了解今天的由来。《李慈铭日记》整理本十四巨册、五百余万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，这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。翻阅《李慈铭日记》，内心不时生发感慨。客观地说，整理日记自有其特别的难处。就《李慈铭日记》的整理而言，至少有下列五难：
第一是识字释读难：为宣示博雅，李慈铭在日记中多用《说文》本字，还有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或其他古体字，有些需要保留，有些就需要统改。
第二是辨识名号难：李慈铭在政界、学界乃至民间有着广泛的交往，在不同时期，同一个人，称谓多有不同。有的称名，有的称号，有的称字，有的称官位；还有书名，同书异名，同名异书；还有地名，古今不同，更何况还有别称等。总之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在整理日记过程中，随处可见，到处是雷。
第三是辨析本事难：日记涉及国事、家事、友事、文事，本事不清，断句都很难。
第四是人事忌讳难：譬如多年好友周星诒挪用李慈铭的捐纳款为自己加捐花样，导致李困顿他乡，有苦难言，长期积压在心里。在《李慈铭日记》前言中，卢敦基认为这些内容有其特别意义，值得展开讨论。我对此深表赞同。
第五是体例统一难：作者自谦用小字，当朝讳字如何统改。传统年号，公元纪年，转换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。譬如李慈铭生于道光九年（1829）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按照传统纪年，可以简单标注为1829年。但是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换算成公历就是1830年1月21日，因此，严格按照公元纪年则是1830年。生年往往有两说，都有道理。胡适纪年，严格按照出生一周年为一岁，也就是说，出生那年无论是一月还是十二月，都不算一岁。又有干支、节气等，基本原则是保留原样，这没有问题，有些体例上的问题，譬如李慈铭的补充，有的是双行夹注，有的是眉批。眉批中，有自撰，也有他人手笔。这些复杂的情况，都要在整理之初就做好通盘考虑。从现在整理成果看，当年的双行夹注，现在改为单行小字。有关眉批、简端记等，亦附在相关日记之后，以小字出之。引用的古籍，多为节引，或凭记忆概述大意。有的题目很长，因此，书名号的标识，都很困难。另外是考试题目，是引号还是书名号，都需要统一体例。这是日记整理与传统经史文献整理不同的地方，也与现在已为显学的敦煌文献整理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这些工作看似琐细，却十分繁难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全书定稿后，编辑还为之作了电子版的人名索引、诗文索引以及札记索引，以二维码的方式附录于书后，供读者下载使用。这些暖心的举措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向以卢敦基为主的学术团队表达感谢，向浙江大学出版社表达敬意。
卢敦基研究李慈铭多年，著有《彷徨歧路——晚清名士李慈铭》等专著，他主持整理的《李慈铭日记》不论是篇幅还是整理质量，都远远超越以往出版的《越缦堂读史札记》《越缦堂读书记》《越缦堂国事日记》等分类摘编本，是目前最全、最好用的《越缦堂日记》整理本，翻阅过日记影印本的读者，很容易感受到整理本给读者带来的巨大便利，李氏手迹除了爱用古体字外，整体不算特别难辨识，但多次复印导致很多地方漫漶不清，整理本尽可能地还原了日记的原貌。譬如他们从上海图书馆所藏《越缦堂日记》稿本卷首眉批辑录未记年月“二十日辛丑”日记一则及《元代重儒记》一篇，附录在全书之末，为本书所独有。这些材料，足以改变一些传统的认识。譬如我们的文学史总是这样说，在元代，文人的地位非常卑微，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，现代影视作品中称文人为“老九”。李慈铭的《元代重儒记》对“《元史》及诸传记所载尊儒重士之事”，原原本本，条分缕析，足以证明“其说皆无稽”。这样的文章，不仅仅纠正了传统看法的偏颇，更是对当下所谓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的无稽之谈予以痛击。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史实的梳理，还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、民族立场，乃至国家情怀。
《李慈铭日记》。
李慈铭初名模，字式侯。后改名李慈铭，字㤅伯，号蓴客，晚号越缦，又署霞川花隐生、花隐生等。他改名换字，卢敦基在他著述中告诉我们，其中也有很多故事。李慈铭是浙江会稽人，著述丰赡，客观上也为家乡增添了荣耀。《李慈铭日记》最后附录蔡元培《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》（1922）、《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》（1933）等，表现出蔡元培先生对于乡邦文献的重视。鲁迅《三闲集·怎么写》对此有点不满，他说：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也极风行了，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一是钞上谕。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，他提防有一天要蒙‘御览’。二是许多墨涂。写了尚且涂去，该有许多不写的罢？三是早给人家看，钞，自以为一部著作了。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，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，仿佛受了欺骗。翻翻一部小说，虽是很荒唐，浅陋，不合理，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。”其实，《李慈铭日记》引起鲁迅的三点不舒服，未必如鲁迅所说的那样。现在，《李慈铭日记》已经整理出版，通读之后就会理解，第一，李慈铭抄录上谕，是为积累文献资料，便于自己翻检。第二，总共涂抹不过百余处，总计不过千余字，而且集中在日记的最初几册。而且经研究，有些涂抹是后人弄的。第三，供人传抄，常常供人借阅，当然不免卖弄文笔（参见张桂丽《周作人、鲁迅与李慈铭》，刊载于《天一阁文丛》第12辑，2015年1月）。我认为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，还是通达一点为好。
1927年，北平国立图书馆购得李慈铭若干手稿，王重民等将这些手稿整理成册，并于1932年出版，题曰《越缦堂读史札记》三十卷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据此本影印出版。在这些著作中，由云龙辑录《越缦堂读书记》最为有名，按照哲学思想、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等分为十二类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排印出版。上海书店2000年版以此为底本，采用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，便于阅读。其实，《越缦堂读书记》完全摘自《李慈铭日记》，自可不论。《越缦堂读书记》的精华也多见于李慈铭的日记中。由此而言，新版《李慈铭日记》是研究李慈铭生平事迹、学术思想的最完备的资料。该书附录，除上文提及的两篇作品外，还有李慈铭《嘉庆山阴县志校记》《乾隆绍兴府志校记》《桃花圣解盦乐府》以及蔡元培《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》（1920）《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》（1933）、平步青《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铭传》、王存《征刊越缦堂日记启》等。这些文献资料都谈到《李慈铭日记》在证史、读书、记事、杂记、评骘人物、保存诗文等方面的文献价值和时代意义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
刘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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